曾伟鸿家的敬献文物证，左下角为被捐献的红军大刀。图片来源：郴州日报

　　在我家里珍藏着一样40年前的宝贝——“敬献文物光荣证”，上面附有一张“一把大刀”的老照片，里面用小楷毛笔字写着：“曾回根同志：你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毛主席，热爱中国工农红军。长期珍藏革命文物大刀一把，并主动献给国家，特发给此证，并附文物照片一张，以作纪念。希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。中共宜章县委宣传部（公章），一九七六年八月。”

　　曾回根是我的父亲，今年86岁高龄。从父亲口中，我们获悉了82年前我们家与工农红军结下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深情历史故事。

　　红军长征过家门

　　1934年11月，工农红军长征进入宜章。国民党的民团在杨梅山镇富里坪、香花村的山头修筑碉堡、战壕，想利用湘粤两省交界之地的复杂地形来阻击工农红军入湘。红军先头侦察部队在当地农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，不费吹灰之力打跑了阻击的国民党民团，为红军大部队顺利进入宜章东大门扫清了障碍。随后，中革军委纵队顺利进入我的家乡杨梅山镇富里坪村，受到当地农会和游击队的热烈欢迎。红军部队在村里稍作休整和补充，准备进军白石渡，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防线。

　　当年，我们家乡是共产党活动的游击区。我的爷爷曾宪湖那时才32岁，是农会文书，也是地下党交通站的联络员。我爷爷与农会干部们早早就已做好迎接准备，忙里忙外，积极帮助红军写标语、筹粮款，守路口、看门户，整整六天六夜，尽心守护中革军委纵队从富里坪村经过。

　　首长赠送红军刀

　　第五天傍晚，我爷爷带着年仅4岁多的我父亲，在家门口欢送红军队伍。这时来了一队人马经过，官兵中有骑马的、挑担的、带电话线的，大约有1000人。其中带电话线的部队有600余人，战士们个个高大威武，头戴八角帽，上身赤膊，脚穿草鞋，电话线则全部绕在战士们的身体上。前面的200多人边走边放线，中段的100多人整理看护，后面的300多人边走边收机器和话线，并负责警戒。

　　我爷爷正看得出神时，队伍中走出一位精神抖擞的红军首长和警卫员。他们来到我们家，一边握着我爷爷的手，一边摸着我父亲的小脑袋，问长问短，并代表红军部队感谢我爷爷和农会干部们筹集的2000多斤粮食和300块银元。爷爷招待红军首长在我家吃了红薯饭后，红军首长便取出一顶红军草帽、一个铜锣和一把大刀，送给我爷爷说：“我们走了，你们继续领导工农闹革命。红军会再回来的，劳苦人民一定会得解放！”随后，红军大部队离开富里坪村直奔白石渡、太平里、沙坪，向宜章县城方向进军，顺利突破国民党的第三道封锁防线。

　　红军长征向西走后，国民党反扑清剿游击队和农会，抓捕了富里坪村的农会主席并将其活埋在村旁，游击队长也被枪杀。当时，我爷爷也被国民党通缉，被迫离开家乡到郴州良田一带继续开展地下工作。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，我爷爷牢记红军首长的嘱托，他戴着红军草帽，背着大刀，敲着锣铜，冒死组织工农闹革命，并多次逃过国民党政府的追杀。1949年宜章解放前，我爷爷与游击队、农会干部配合地下党组织，秘密将几百条枪运送到杨梅山矿、瑶岗仙矿的工人纠察队，组织纠察队保护矿山、机关、学校、医院等，为和平解放宜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　　革命精神代代传

　　1950年，我的父亲20岁，受我爷爷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成为宜章县剿匪队队员，参加了白石渡镇八角寨、太平里乡老虎山、骑田岭青竹山和广东乐昌黄圃镇、梅花镇等地的剿匪战斗。每次出征剿匪，父亲都将那把大刀背在身上。剿匪结束之后，父亲服从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富里坪工作，1958年担任大队书记直至1990年卸任。

　　1969年，67岁的爷爷去世前，交待我父亲要好好保护大刀、草帽和锣铜，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；如果国家需要，要无偿敬献给国家。1976年，国家开展红军长征历史调查及文物征集工作。因年代久远，红军草帽风化破烂，锣铜遗失，父亲只得将珍藏了42年的红军大刀敬献给了国家，因而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张“敬献文物光荣证”。

　　今年5月，父亲将“敬献文物光荣证”视为传家宝传给了我。我也将牢记爷爷和父亲的嘱托，继续把这个红色“光荣证”一直传递下去……（来源：郴州日报 曾伟鸿）